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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每個平冤時刻過後,各個被司法錯判耽誤的人生,該如何重建?從微觀談起,可以從心理上、經濟上乃至於人際上修復;鉅觀來說,該如何跟變遷已久的社會接軌,都是平反以後的大工程。

走出法院後,曾經空白的歲月仍需續行。阿澤曾說,至今,當聽到死刑執行的消息時,仍不禁想像自己即將被執行而感到恐懼,甚至認為日後也得與這樣的恐懼相伴;陳龍綺也說過:「司法把我推到深坑裡,我沒有從跟大家一樣的平行點開始,我從洞裡開始爬,一路爬上來。」

無辜者們努力拾起自己的人生,但光靠隻身之力以及現行制度所給予的補償,仍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。

美國德州刑事補償法是近年來美國刑事補償改革的標竿立法,讓刑事補償制度目的從損害賠償走向復歸保護,考量被冤者的社會處境,而不只是被關了幾天。而為何有此立法倡議,原因則是來自一則令人悲傷的故事,無辜青年提摩西.布萊恩.寇爾(Timothy Brian Cole),堅持喊冤卻直至死後才平反,冤情得雪。

冤獄平反協會參考立法,提出修正草案。2019年3月26日陳龍綺無罪5週年這天,召開了記者會,希望國家正視冤案傷害,盼能推動刑補修法。

這期冤冤相報,從美國德州寇爾這起性侵冤案談起,再帶著讀者瞭解德州的刑事補償制度後,回到太平洋的另一端,反省我國法案設計之不足之處,以及探討如何讓修補冤案傷害這件事,成為可能。

撿拾自由,縫補破碎


當生命被憑空剝奪幾年或甚至幾十年,即便案件平反,當喜悅退去後,現實的問題也接踵而來⋯⋯
 

撰文/王郁茜、柯昀青
資料/林妤洳
文編/李怡萱

在德州理工大學的大門外,立著一尊年輕男子的銅像——他穿著襯衫、毛衣與牛仔褲,手中抱著書,遠眺校園,彷彿只是一個尋常的大學生,在某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,到學校上課。

 

這尊銅像所描繪的,是提摩西.布萊恩.寇爾(Timothy Brian Cole)。距今三十餘年前,寇爾不幸捲入一起性侵冤案,這起冤案不僅襲擊了寇爾原本平凡無奇的大學生活、奪走了他的生命,也成為德州政府推動刑事補償制度修法的一記警鐘。

▌ 提摩西.寇爾案:指認下的被害人


時間回到1985年3月,一名24歲的德州理工大學女學生,米榭兒.瑪琳(Michele Mallin)在宿舍附近不遠的停車場遭人挾車性侵。

 

根據瑪琳的供述,犯人是一名年輕黑人男子,案發時穿著黃色襯衫與涼鞋。男子手持小刀威脅,逼迫瑪琳為他口交、強暴她,接著他才將車子開回學校。男子從她身上拿走了兩美金、一個戒指、一支手錶,接著步行離開。瑪琳說,整段過程之中,男子一直都在吸菸;除此之外,她沒有提供警方其他的細節。

 

警方認為,攻擊瑪琳的是當時被稱為「德州理工強暴犯」的連環性侵犯,他同時還涉入了其他四起性侵案件。警方根據所有受害者們的描述,繪製了犯罪者長相的素描,並刊登在德州理工大學的校內新聞上。

 

當時26歲的寇爾自軍中退役後,進入德州理工大學就讀管理學院。案發兩週後某日,他恰巧到一間距離犯罪現場不遠的披薩店用餐,並與店外的一位警探談論到這個校園中熱議的案件;不料,此番對話卻讓寇爾成為本案的嫌疑犯。

 

警方找上他後,寇爾說案發當晚自己在家唸書,那天他的哥哥也在家裡和朋友們玩撲克牌,他們都能作證自己不可能犯案。即便如此,警方還是拍了一張寇爾的拍立得,並將這張照片與其他五張特寫照片,一併提供給瑪琳進行指認。在這六張照片中,只有寇爾的照片是拍立得,且也只有他是正面、直視鏡頭,其他照片中的人物都是側面。

「就是他」—— 根據警方的說法,瑪琳立刻就指認出寇爾。隔日,寇爾與其他四位受刑人被帶到列隊指認的隊伍中,瑪琳再次指認寇爾——值得一提的是,其他經歷類似犯罪手法的性侵受害者,並沒有在隊伍中指認出寇爾。根據瑪琳的指認,寇爾遭到逮捕,並以「加重性侵害」罪名起訴。

 

寇爾於指認隊伍中手持4號牌子(圖片來源點此

1986 年,寇爾的審判正式開始。
 

在審判中,負責檢驗瑪琳的「性侵取證包」(rape kit,註1)的鑑識人員出庭作證,而他的證詞對寇爾的定罪扮演了重要角色。鑑識人員表示,血清檢驗的結果顯示,被害者身上所採到的精液內含有A型分泌物質,接著他告訴陪審團,瑪琳和寇爾兩人的血型都是A型——唯有屬於分泌型的人,才會在體液中分泌與其血型相應的物質;但當時並沒有人知道寇爾究竟是否也為分泌型(註2)。除此之外,鑑識人員也表示,實驗室比對了被害者體內以及內褲上所採集到的第三人陰毛,結果顯示採集到的陰毛與寇爾的特徵相似,雖然他也無法獲得確切的結論——再次值得注意的是,關於人類毛髮特徵比對,目前其實沒有足夠的實證資料可供支持,換句話說,聲稱兩者的「特徵相似」是有問題且具有偏見的證詞。
 

註1:在出現疑似性侵案件時,醫療人員會針對被害人進行一系列的生理跡證取證,以提供後續鑑識及訴訟所用,有些國家會發展出一組類似工具箱的取證包,供醫療人員使用。各國的取證流程與內容雖有各有出入,但普遍來說取證包會要求採集被害人身上能夠採到的體液、毛髮、血液、皮屑,同時也會保存被害者身上的衣物、毛髮與血液樣本。

註2:如果個體帶有顯性基因,具有「分泌型」體質,就可以透過唾液、汗液、精液等體液中驗得帶有對應特定血型的分泌蛋白質(譬如,血型為A者,體液中會帶有A型分泌物質);然而,若個體屬於「非分泌型」,就會完全驗不出來。一般來說,分泌者與非分泌者的出現率約為8:2。


辯方提出了幾個理由,嘗試說服陪審團,寇爾並非攻擊瑪琳的真兇:第一,辯護律師提出寇爾的不在場證明,寇爾的哥哥和朋友們也皆出庭作證,證實案發當晚,寇爾確實都待在家中。第二,寇爾出示證明表示他患有氣喘,並沒有吸菸的習慣,顯然與瑪琳當時對男子的描述不符。第三,由於寇爾被逮捕後,類似手法的性侵案件並未停止,辯方認為,這顯示真正的連續性侵犯根本並未落網。第四,在瑪琳遇襲的一個月前,曾有另一起相似手法案件,警方在被害者車上採集到兇嫌的指紋,經過比對,與寇爾並不相符——然而,由於法官不允許律師在陪審團前對前幾個未起訴的案件進行陳述,辯方所提的兩個理由,都無法提供給陪審團作為評斷的證據。

最終,陪審團認定寇爾有罪。隔日,寇爾遭判處 25 年有期徒刑。

寇爾屢次對案件提出上訴,但全數遭到駁回;入獄十餘年以來,他與家人都不斷喊冤,卻始終沒有得到再審的機會。

 

▌ 死後審判:遲來的平反


時間來到1995 年,在瑪琳案件的追訴時效過期之後,一名德州的受刑人傑瑞.韋恩.強森(Jerry Wayne Johnson)寫信給郡警局和檢察官,表示是他犯下了對瑪琳的性侵案件。強森當時正因犯下了其他兩件相似的性侵案件而在監服刑中。

然而強森的信卻從未被公開。1999年,堅稱清白的寇爾在獄中過世,他至斷氣之前,對此消息仍毫不知情。所幸,強森的信輾轉抵達德州無辜計畫(Innocence Project of Texas)以及寇爾的家人手中。德州無辜計畫以此為據,聲請進行DNA鑑定,最後,郡檢察官終於同意根據當年於案發現場採集到的精液重新進行鑑定。

2008 年,DNA檢驗結果排除了寇爾,並顯示強森可能才是此案的始作俑者。2009年2月, 強森出庭,並在法官、寇爾的家人以及瑪琳面前自白,坦承犯案。

2009 年 4 月 7 日,德州一名法官更史無前例地為寇爾召開了一場死後審判,正式宣告寇爾的平反。2010 年 3 月1 日,德州州長特赦了寇爾的罪名。

寇爾總算洗刷冤屈,只是一切都已經來得太遲。寇爾捲入案件之後,沒有一刻放棄,面對長達25年的刑期,他仍堅稱清白,始終沒能假釋。1999年他於獄中過世時,年僅39歲,他的校園青春被這起冤案硬生生打斷,再也無法繼續。

 

2010年州長特赦寇爾(圖片來源點此

▌ 化眼淚為改革的力量

在平反提姆.寇爾的判決中,法院不僅問到,未來應如何避免出現類似的錯誤,同時也認為司法有能力也必須指出立法者該做的事情。最終,判決點出三個問題:錯誤證人指認、 重啟審判的管道有限以及必須填補無辜者所受之損失。其中,對於補償一事,法院特別指出必須涵蓋到已過世無辜者的家人,寇爾令人心碎的故事正是促成德州刑事補償法修改的主要原因。

2009年,德州政府通過了人稱「提姆.寇爾法案」(Tim Cole Act)的第1736號法案,以紀念這位含冤而死的青年。

在這個法案中,立法者提高了補償金額、允許死後平反者的家屬繼承該筆補償金,同時更設立了一項獨特補償請求——年金制度(annuity payment)。根據這個制度,平反者除了可以按照受監禁期間,獲得一筆刑事補償金之外,還可以根據這筆一次性補償(lump sum)的金額,獲得另外一筆按月給付的年金,到過世方止。

對於德州政府來說,年金與一次性補償是邏輯相異且缺一不可的補償設計。一次性補償是為了填補對於平反者受政府監禁、假釋、登記在案時的損害,但冤案傷害的平復往往不在一時,需要耗費多年、甚至終生。年金制度則期待透過細水長流的經濟支持,更有效地協助無辜者們復歸社會,平撫傷痛。

刑事補償制度的典範轉移:從損害填補到復歸社會

除了年金制度與一次性補償的雙軌補償之外,德州政府也肯認到,無辜者們在監獄中失去的不只是時間,更是幾乎難以估量的機會和可能,而這些都是金錢性補償難以填補的。因此,德州政府也嘗試提供受冤者一連串的資源,希望能夠在生活上的各個層面都接住無辜者及其家屬。

寇爾所經歷的傷害,改變了德州現行補償制度的面貌。原先補償僅以人身自由所受到的金錢損害, 如今刑事補償制度具有更宏觀且全面的規劃,要讓無辜者能夠順利復歸社會。也創下美國刑事補償法的立法典範。

他的銅像至今仍矗立於德州理工大學大門外,他的眼神望向德州大學、望向當初瑪琳遭到挾持的那個停車場。寇爾手中書本上刻著幾個字——「永誌不忘」(lest we forget),是對寇爾的紀念,也對德州政府與人民所做的深深提醒。

 
矗立於德州理工大學大門外的寇爾銅像(圖片來源點此

▌ 返回太平洋的另一端:台灣的刑事補償制度

與德州相距一萬多公里之遙的台灣,如何利用法案的設計,來彌補眾多冤案背後被消損的人生?在冤案平反之後,國家做了哪些事情?又沒做哪些事情?

根據我國《刑事補償法》現行規範,當無辜者獲得平反之後,國家應該計算當時強制剝奪其人身自由的日數,並依此做出金錢補償。

可歸責事由:國家有錯,你也有錯?

現行制度最受爭議的,莫過於對於「可歸責」事項的規範。

根據《刑事補償法》第7條,冤案受害人可以被分為「可歸責」與「不可歸責」兩類,可歸責的受害人失去自由一天可獲得1000元至3000元的補償,不可歸責的受害人則可獲得3000元至5000元的補償。換句話說,若法院認定,該起冤案的發生,受害人「也有責任,害國家錯判」,那麼國家就可以少賠償你一些。

最能展現這項規範極其不合理的殘酷案例,就是死刑冤案蘇建和、莊林勳、劉秉郎三人刑事補償審理。法院認定,由於三人都曾經自白犯罪,進而讓當時處理的法官、檢察官決定將其羈押,三人皆可被歸責,應適用較低的補償計算標準。這個理由,形同是在說:誰叫你禁不住打?誰叫你要自白?

蘇建和、莊林勳、劉秉郎的刑事補償決議是在2013年做成的;5年之後,國家卻似乎仍未能正視面對無辜者所承受的巨大傷痛,也仍然未能停止責備受害人。

 
冤案當事人左起劉秉郎、蘇建和、莊林勳(圖轉自司改會)


陷入死刑冤案長達14年的鄭性澤,人遭關押於台中看守所時,共有11年,他都只是一名編號為2008、等待槍決的死囚。2017年,鄭性澤獲得無罪平反,他於隔年向法院提出刑事補償的請求;然而,2019年年初,法院認定,由於案發時鄭性澤持有槍枝,「社會觀感不佳」,可受歸責,因此根據第7條將其補償金額從每日5000元「酌減」至每日4000元。這個理由無非是在對冤案受害人說「你也有點責任」,同時更犯了「二次評價」的問題:因為鄭性澤在請求補償時,早就已經將持有槍械遭判有罪的關押天數扣除。

所幸,形同是責備受害人的可歸責事由,應該有望從未來的《刑事補償法》中消失。


司法院於2018年所提出的《刑事補償法》修正草案,以及在2019年3月,由平冤與司改會所共同提出的草案,皆已經刪除可歸責事由之判斷,希望能徹底根絕這種對於冤案受害者重複評價、要求受冤者「也負點責任」的制度問題。
 
2018年鄭性澤刑事補償開庭,聲援團體與律師們到場聲援,希望國家正視司法錯誤對他所造成的傷害。

 

▌自由刑之外的傷害,金錢之外的補償

除了可歸責事由之外,我國現行制度的第二個問題,就是只按照入獄天數酌定補償:鄭性澤的5232日、蘇炳坤的929日、冠宇的42日⋯⋯然而,冤案帶給無辜者及其家人的影響,遠遠不只是「失去人身自由」而已。
 

每個冤案的成因都各有不同,每位無辜者被迫走過的經歷也各不相同:有人遭到殘酷刑求,身體至今仍有傷痛;有人因為無端捲入性侵案件,而被迫忍受來自街頭巷尾的冷眼厭惡;有人舉家逃亡、一夕之間只能遁入陰影,在社會上成為沒有名字的人;有人成為死刑待決犯,每一天都擔心自己將被處決,恐懼自己將再也見不到隔日的太陽⋯⋯在昭雪之前,無辜者的每一天,幾乎都只能與絕望共處,日復一日、月復一月、年復一年。

這些無形且巨大的痛苦,即便在「錯關」的日子停止計數後,也很難停歇。美國已有不少研究指出,冤案之於無辜者,其實與經歷過地震、戰爭、屠殺等天災人禍的生還者一樣,兩者的創傷反應也非常相似。

 

將冤案視為一種驟然、撕裂、不請自來的創傷事件,有助於我們重新審視過往的補償方式,有哪些不足之處。回到我國刑事補償的制度,我們顯然假設,當國家重新做出判決、做出金錢補償、讓無辜者回家,就能回復原狀——然而,歷經重大創傷事件的當事人所受的的身心震撼,並不會因為離開「創傷事件」就自動痊癒;實際上,這條復原之路耗時費日,有些人甚至可能終其一生都難以復原。
 

冤案當事人蘇炳坤於2019陳龍綺無罪五週年記者會上說:「我一個好好的家庭,一個好好的事業就這樣沒了,刑事補償給我四五百萬,有什麼用⋯⋯」

許多無辜者長期飽受睡眠困擾之苦,有人惡夢連連、反覆地夢到創傷事件,有人則是睡眠品質很差,總之翻來覆去、難以成眠。有些時候,即便適應良好,也可能因為突然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一些觸發點,引起各種創傷回憶。舉例來說,美國無辜入獄11年的DNA平反者羅納德.卡頓(Ronald Cotton),他在平反後出外購物,總會不自覺地走到店內的監視器鏡頭前,彷彿希望自己「曾在這裡」的行蹤能被拍下,以便又發生什麼事情時,能夠舉出不在場證明。又或者,過去被誤判為謀殺幼兒的無辜者,即便回到家中已經數年,但只要發現自己和孩子「獨自共處一室」,擔心自己再次落入冤罪情境的焦慮就會瞬間高漲,而創傷經驗便會再次誘發。這些行為顯示,無辜者已經喪失了他們對體制,甚至是對人的信任,而這種信任感全失的生活方式,不但很容易強化他們的焦慮感,也很可能影響到他重新社會接軌的程度與速度。
 

當生命被憑空剝奪幾年或甚至幾十年,即便案件平反,當喜悅退去後,現實的問題也接踵而來。

 

長期身處於醫療衛生條件都較差的獄所中,他們的身體健康可能受損,但卻未必有能力負擔醫療支出;由於捲入冤案,他們錯過了數不清的家庭時刻以及相處機會,平反返家後,家庭關係與互動模式勢必與他們入獄前截然不同;他們不再年輕力壯,即便想重新投入職場,面對自己履歷上的大段空白,卻總是難以解釋;他們可能在年紀極輕時就捲入冤案,錯過了接受教育、譜出戀曲、成家立業的各種機會⋯⋯國家誤判所剝奪他們的,遠遠不只是人身自由而已,而是原本每個無辜者們可以施展抱負、成就理想,或者恣意揮霍的大段人生。

 

▌填補被國家奪走的人生:非金錢性支持服務的可能


根據關押天數所計算的金錢補償,如何能夠填補這段被國家奪走的人生?

包括前文提到的德州在內,美國幾個具有刑事補償制度的州,所嘗試的做法,是盡可能地提供無辜者更完整、更即時的非金錢性支持服務,包括:提供適宜的居住資源,供出獄後卻即將流離失所的無辜者暫時居住;補助一定的教育經費,提供無辜者重新接受教育或者近一步繼續教育的可能;提供就業輔導以及就業轉介的服務,避免讓無辜者隻身一人面對求職的種種挑戰;將無辜者納入健康保險體系,避免無辜者無力負擔美國醫療體系中的高額支出;提供社會福利以及心理諮商的服務,盡可能讓無辜者在復原以及復歸社會的路途中,能夠適時得到專業的協助。

2017年,陳龍綺以無辜平反者的身分成為司改國是會議的委員,並以自身經歷為無辜者家庭請命,倡議刑事補償法的修法。

冤案平反者陳龍綺在司改國是會議上,指出現行補償法制以人身自由遭剝奪為主要補償標的,未完整考量冤案對個人、家庭之身心造成難以恢復之損害。上述美國各州設計,都是我國的刑事補償制度中缺漏的部分。經過比較法制之討論,研議擴大刑事補償之範圍,建立冤獄受害者之社會復歸機制,時機應已成熟。

我國政府應正視國家對於人民的責任,思考如何利用制度做出全面、有效的補償,讓一段段曾經含冤莫白的人生,能在司法錯判後,再度拾起力量,述說自身的故事。

 
檢視刑事補償法的比較,台灣版法案還尚未考慮到人身自由外的補償。
 【平冤新聞稿】
冤案平反不能只靠運氣
2019陳龍綺無罪五週年記者會

 
2014年3月26日,是改變陳龍綺命運的日子。歷經司法五年的折磨後,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在這一天宣布再審,迎來了陳龍綺無罪的判決。五年後的今天,冤獄平反協會、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、立委尤美女、立委周春米與無辜者陳龍綺、陳燕飛、蘇炳坤、鄭性澤共同召開記者會,提出《刑事補償法》與《刑事訴訟法》再審部分的修正草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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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4號
(有關再審要件之審查)

 
本件抗告人雖未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聲請再審,然依其理由之說明,其似以原確定判決所憑之鑑定內容已證實錯誤不實為由,聲請再審。倘若無訛,則抗告人聲請本件再審所主張「原確定判決所憑之鑑定人劉景勳之鑑定證詞已證實為錯誤」一節(見原審卷第5頁),是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相當?其所提出之證據資料,是否符合同條第2項所指雖未經判決確定,但已有相當證據足以證明其鑑定為虛偽之要件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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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345號
(有關再審程序之停止刑罰執行)

 
立法者賦予開啟再審程序之法院,得依個案具體情形,裁量是否裁定停止刑罰之執行,以維人權保障及國家刑罰權實現之衡平。此裁量職權之行使,若無違背制度目的、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,即無違法可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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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用止咳藥水被判定吸食海洛因案例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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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|柯昀青、羅士翔、林晏竹、王翊軒
編輯|王季庭、李怡萱、景萌臻、王翊軒
感謝|王郁茜、林妤洳、林晏竹、王翊軒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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